許多年前當我在美國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時，有位老師的研究室門上貼的一張紙讓我至今難忘，那張紙上的文字大意為：「本人因為長期呼吸未受污染的空氣成癮，所以一旦暴露於感染香菸味的空氣時效用大為降低，因此任何人進入這間研究室後，請保持空氣的原來狀態。不過，如果有嚴重必須的理由，在徵詢同意之下，本人可以暫時移轉這間研究室的空氣使用權。」
這段文字是我理解產權經濟分析的重大啟蒙。空間的使用權是使用者之間的契約，在私人領域裡，產權清楚，使用權也很清楚；在公共領域裡，使用者可以協商。不過，有時協商成本很大，的確有法律規範的必要。吸煙的人使用空氣的方式具有侵犯性，因此法律通常限制吸煙的行為，看起來是保護不吸煙的人，其實目的是規範使用權。
密閉的公共空間裡禁菸等於將使用權劃給不吸煙的人，這是立法者的決定，也符合大多數人的價值判斷，沒什麼爭議，可以讓吸煙的人找個不會侵犯他人的空間吸煙就好了。可是，菸害防制新法上路之後，情況顯然並非如此，新的限制不止要逼吸煙者走投無路，連一些場所的負責人也會莫名其妙的受罰。
難道不在自己店內貼上禁菸標誌就成了加害人嗎？我聯想到，曾經有一個時代，不在牆上寫反共標語（打倒資本主義），就是中共同路人（資本主義餘孽）。到處都貼上禁菸標誌之後，把吸煙的人從公共場所徹底掃除，真的會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比較文明嗎？
如果把禁菸標誌換成一張我的老師所寫的那些文字，我相信吸煙的人在進入室內時會很有禮貌的將香菸熄掉。即使在公共空間裡，如果我們將那段文字裡的本人換成大眾，我相信也能很有效的勸阻吸煙的人。更重要的事，這樣做會讓大家學習互相尊重，保有人與人之間和諧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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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也在便當裡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馬英九總統上任第一天就有不少讓人氣象一新的表現，以元首身分與日本賀使團共進午餐時，特別安排吃台鐵的鐵路便當，還特別向日本客人介紹鐵路便當的由來。這樣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新總統的儉樸，看到台日之間的歷史聯繫，也可能會看到文化產業的契機。不過，我也看到了臺灣飲食文化非常粗糙的層面，我指的是便當盒裡那塊沒有切的排骨肉。
我 自己吃排骨便當的經驗裡，幾乎都像在啃食那一大塊肉，吃雞腿更為狼狽。我一直不解，為什麼這麼普遍的食物，卻有這麼不方便的吃法，而大家都很習慣不以為 忤。總統拿便當來招待外賓，我認為花費少並不是問題，可是讓外賓忍受台灣餐桌上的尷尬，而總統府方面並未覺得不妥，令我忍不住要把心中多年來的怨言在報端 吐訴。
馬總統如果拿排骨便當招待西方人，恐怕得再送上刀叉。然而，即使招待的是善用筷子的日本人也有點難堪。日本人最講究用餐形式的精緻，日式炸豬排一定按吋寬切塊，以便客人下箸。到了台灣才有便當店裡的日式炸豬排入境隨俗，整塊上菜，橘逾淮為枳，日本人可能不會承認那是日式炸豬排。另一種在台灣極為普遍的便當菜色是廣式燒臘飯，不論燒雞、燒鴨或者叉燒，也是絕對切成容易入口的塊狀，從沒見整塊肉放進便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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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為何沒有「林毅夫」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六四事件的學生領袖柴玲，曾來電向李敖致意。李敖說，你們在天安門廣場待個十幾天，就引起全球的注意；我們在台灣奮鬥了幾十年，卻沒有得到相當的重視。因為大陸太大了，台灣太小了。李敖此話含有酸味，但清楚點出一個事實：小女子柴玲因中國之大而變大，大人物李敖因台灣之小而變小。
世界銀行首次任命中國籍學者林毅夫為首席經濟學家與資深副總裁。林打破由歐美國家壟斷的局面，成為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此一任命，是對林毅夫的高度肯定，也是經濟學界難得的一份榮譽。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的立即聯想，就是上述李敖與柴玲的對話。柴玲當然無法與林毅夫相比，林的成就也來自他的持續努力，但是中國如果不是今天的中國，林毅夫無疑也很難成為現在的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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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不止貶，國內政策謹慎為宜
by 瑞華兄
雖然美國許多重量級的經濟學家還在斟酌，是否宣布經濟衰退的預測，但是社會大眾已經開始擔心「停滯性通貨膨脹」是否來臨。這樣的擔心是有理由的，油價攀高、美國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嚴重，當前的經濟情況的確與1980年有許多類似之處。當年問題的原因曾經引起經濟學界的論戰，此次的問題答案也不會簡單。不過，縱使千頭萬緒，最值得注意的關鍵還是在美元能否停止貶值。
當石油價格開始上漲時，許多專家都從供需結構，以及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方面找尋答案。現在，逐漸浮現出來的真正原因其實是美元貶值的趨勢。大多數國際貿易商品都以美元計價，美元的貶值等於貿易商品的價格下跌，短期賣方可以自行吸收，長期勢必導致賣方要提高價格。石油交易的契約時間長而且金額龐大，對美元預期的反應比較敏感，加上需求增加以及中東地區的政治因素，因此油價漲勢不止。等到美元跌跌不休，其他大宗物資的價格陸續都要反應美元貶值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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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智邦科技執行長黃安捷大聲痛批政府，未搞好台灣經濟環境，下波產業外移將是研發中心。對此，經濟部感到相當委屈，常務次長尹啟銘表示，事實上政府在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作了很多努力，對於業者的批評，經濟部願作檢討，願傾聽業者的建議，也願與業者溝通。其實，高科技產業的抱怨已經累積很久，可是該反應的部門卻一直聽不懂，經濟部成了代罪羔羊，我們願意在此點醒政府高層，高科技產業擔心的是人才問題。
智邦執行長黃安捷還警告「工程師不要不知死活」，這可能是廠商老闆們壓抑許久的情緒宣洩。越來越多的科技廠商感覺到台灣本土的科技人難用，又不耐操，薪資水準卻居高不下。這個問題部分要歸咎於目前高等教育的政策，不過基本上也是本地人才工作態度與社會文化轉變的結果。長久下來，雇主們當然考慮引進國外的人才，印度、蘇聯、東歐的科技人才都不差，如果可以，大陸的人才更是優先考慮。業界期待了許久，而根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而訂的「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在一月出爐，讓業界大失所望。最特別的是勞委會依據該辦法訂出的「資格及審查標準」中竟然有一條規定，受聘僱的外國人其薪資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行職業別薪資調查最新一期之工業及服務業專技人員每人月平均薪資。
不論該辦法的審查條件多麼嚴格，如果規定清楚合理，業者一定還是可以照章行事。然而整個作業，勞委會到今年五月才公布了這個標準為新台幣47,971元，顯然並不低於雇用台灣本地工程師。這個薪資標準離譜的地方在於將來工業平均薪資上漲，勞委會一公布新的標準，業者就必須給外國工程師調薪。勞委會要保障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訂出這樣的規則其實可以預料，不論經濟部多麼有誠意溝通檢討，恐怕也解決不了。這種制度讓科技業主們看的到、吃不到，難怪老闆要搖頭嘆息，大吐苦水。
人才問題如果不能獲得解決，廠商為了降低研發成本，就可能將研發中心外移。這個道理就如同以前生產線外移的現象一樣，都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台灣的產業結構要提升，勢必要有競爭淘汰的過程。如果政府該做的都做了，而台灣廠商的研發中心要移往國外，實在也不必大驚小怪。只要台灣的人才夠好，也會有很多國際企業將研發中心設在台灣，經濟部很有信心，預訂二○○七年前促成四十個以上跨國企業、一百個國內企業在台設立創新研發中心。這種結果當然令人樂見，不過政府政策的制訂與執行，仍然必須檢討改進，而影響經濟環境的環節很多，並非經濟部就能一肩扛下的，行政院的協調必須發揮功能。
平心而論，勞委會訂出外國人受僱的最低薪資標準，也有其必要，否則高科技廠商可能湧入大批廉價外勞。然而，在訂定標準時，以單一的平均薪資限制所有的產業與職業，實在太過粗糙而草率。政府在處理如此重大的經濟政策，歷經幾度的辦法制訂過程中，難道沒有人質疑過這種作法，結果讓國人看到的是，政府實在太不用心了。在這樣粗糙的制度之下，廠商當然抱怨連連，甚至重炮抨擊，往往在媒體傳播中失去問題的焦點。我們認為，政府施政只要回歸基本面，搞好制度環境與基礎建設，展現出用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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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股市為了有關復徵證所稅的傳言，跌了一百六十三點，更離譜的是從總統府到行政院全都亂了分寸，恐慌式的完全否認這項消息，彷彿復徵證所稅這件事已經成了台灣政壇的禁忌，任何人都碰不得。一個開放的社會，任何政策應當都可以公開討論，投資人非理性的反應絕非一個正常運行的金融市場該有的狀況。不過，台灣股市對證所稅的恐慌式反應有其歷史背景，卻也不難理解。當前政府應該理性面對問題，化解投資人非理性的恐懼，而不能自己先怕的發慌，增添更大的麻煩。
證所稅成為台灣股市的禁忌起於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財政部宣佈於次年恢復課徵證所稅，之後股市無量下跌，連續十九個交易日長黑，實施後發現個人免稅額的規定導致市場上人頭充斥，逃稅成風，在半年後，財政部宣布放棄證所稅，並且修正所得稅法，徹底移除證所稅課徵法源。此後國民黨執政期間，所得稅法修正案送立法院時，有關證所稅的條文都被檔下。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大選時的政策白皮書裡，提出了復徵證所稅的政見，當時也引起了爭議，競選總部解釋這是撰稿學者們的主張，是否實施與何時實施，將視民眾反應，化解了危機。不過，後來撰稿學者林全成了財政部長，復徵證所稅當然成了股市關心的焦點。林全部長為了平息疑慮，將復徵證所稅列為長期改革方案，五年之後再考慮。此次事件的起因乃是財政部每年例行性要檢討短中長期方案，賦稅署長林增吉與財政部常次陳樹的確表明，在取得社會共識後，不排除提早實施復徵證所稅。其實，政府施政有長期計畫，兩位官員的說法並無不當，而陳總統與游院長可能認為事不關己，責怪財政部讓「沒影的事情」惹麻煩。
復徵證所稅並非「沒影的事情」，許多學者專家根據租稅公平的原則，都認為證所稅比目前實施的證交稅公平合理，而且對於在股市賠錢的人比較有利，較大的阻力是來自於從股市賺到暴利的大戶。陳總統競選時將其列為改革的政見，至今並未否定這仍是財政改革的項目之一，財政部當然必須研究討論。如果陳總統現在已經不再認同復徵證所稅這個理想，就該要求財政部徹底檢討，乾脆刪除這項方案。如果陳總統依舊保留這項方案，就不該成為改革的阻力。股市一有風吹草動就激烈反應全因政策的不確定，政府諱疾忌醫的態度只會讓財政改革更難推動。
平心而論，證所稅實在沒什麼可怕的，過去的慘痛經驗都是來自政府施政的態度。民國七十七年財政部毫無預警突然宣布，並且不接受外界的意見溝通，而且措施粗糙，才引發股市大跌。就課稅技術而言，證所稅的確比證交稅複雜，而且股價上漲之資本利得如何計算為所得，需要精細的認定才能達到公平的原則。不過，只要政府確立改革目標在於改善租稅公平，而不是心存藉機加稅，投資大眾的疑慮應該可以化解。更進一步說，美日等國都實施證所稅，相關的辦法財政部應該都有研究，應該不難規劃出適合台灣股市的作法。
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是否應該實施證所稅必然有見仁見智的看法，股市發展與財政改革都必須依賴各界理性面對問題的態度。投資人可能對傳言過度的反應，政府可不能因為害怕短期股市的漲跌而避談問題，不論將來要採取何種稅制，都必須經過社會大眾的公開討論。害怕而逃避，絕不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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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達公司弊案爆發經過了一個月，社會各界對政府的處理速度開始有所批評，日前金管會終於動手，對承辦博達公司財務簽證的四位會計師處以停業二年處分。這是金管會成立以來的第一炮，也是歷來主管機關引用證交法對會計師所做出的最重處分，對於會計師業以及資本市場應該會產生強烈效果。不過，為了提升未來國內金融市場的監理機制，金管會還必須迅速查明博達弊案的來龍去脈，才能展現金融改革的成效。
弊案的發生是金融市場的調整的過程，也是對金融改革的考驗。三年前美國爆發的恩龍案曾經讓各界震驚，旋即造成美國金融界的大整頓。博達案令人嘖嘖稱奇之處在於其部分手段相當明顯，業績灌水、債權造假的帳面資料與前幾年產業的一般情況比較起來顯得很不尋常，也曾有金融業者感到懷疑而避開，然而幾年下來，博達的確唬過了許多業界的資深專家，根本原因是國內金融市場存在著許多積習流弊，讓作假的公司可以混水摸魚。
此次金管會處分的會計師分屬勤業眾信、安侯建業兩家知名度很高的會計師公司，查核的包括博達九十二年及九十一年以前的財報，顯示博達財報作假並非最近的事。這四位會計師是否與博達串通尚不得知，金管會處分的理由是業務疏失，而博達自八十八年上市以來兩家的會計師竟然有相同的業務疏失，顯見這類財報不實在業界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會計師是具有社會公信的專業人士，卻不能善盡職守，的確該罰。不過，國內金融界的整體環境也該檢討。
平心而論，金融市場每天都受各方的訊息影響，市場的正常運作必須仰賴快速有效的處理有關的訊息，一般投資大眾常常盲目跟隨，即使金融業者也根據簡化的報表、指標或慣例來判斷，日積月累難免形成盲點。原本每項資金交易都要經過詳細的審查判斷，往往只要拿出漂亮的報表、大型金融機構的背書，或者政府機關的核准，就能從各種管道獲得資金。博達公司不僅財報造假，還利用「全球信託憑證」套利，金融局也難辭其咎。金管會對會計師施以重罰之後，其他行政責任的調查還待觀察。
對於公開上市公司的監督除了外部力量，也需靠內部力量的機制。博達案爆發後，司法機關將董事長葉素菲收押，一切箭頭指向少數經營者，而董事會與監察人等等內部機制何以毫無作用，也值得深切檢討。上市公司的營運利弊影響投資大眾，證期會對於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應該有嚴格的要求，過去討論許久的外部董事制度雖然未必是公司治理的萬靈丹，但是的確能在股權相當集中的公司裡發揮作用。投資人求償訴訟雖然是事後補救，但是其功能不僅在於彌補投資人的損失，也加重經營者舞弊的民事責任，博達案的調查結果可以提供投資人求償訴訟的依據，若能就此做出良好判例，也有助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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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督利颱風過後災區受創嚴重，各種檢討指責的說法甚囂塵上，不少意見只是反映出災後情緒的焦慮，引起社會上更多的紛擾，尤其以呂秀蓮副總統的移民、遷村等說法爭議性最大。不過，從務實的角度看，一些山區聚落可說是每逢颱風必成災區，人口密度與開發型態的確有調整的必要。政府在進行救災與重建時，應該思考如何協助災區居民遷居就業，以減少未來長期的災害。
從整體經濟的角度看風災影響，人口稠密的台灣歷經快速經濟成長已經呈現土地過度開發的現象。更多的資金投入土地開發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已經相當高，然而風災、水災是機率性的事件，因此造成國人低估了災害的風險以及開發的實際成本。以往政府積極投入的山區交通建設，讓平地居民往山區開發更形方便，卻也種下了生態破壞與土地侵蝕的原因。
近年來，由於國民所得提高，都市居住環境卻日益惡化，又興起一股往山區遷移與度假休閒的風潮，而政府也將山地開發的成果當成建設的成績，大量平地人遷往山區，更加重山區土地承載的壓力。因此，風災的結果反應出台灣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實情。如今風災之後，政府與國人都應慎重思考長期聚居生態環境的倫理，而山地經濟的開發尤其需要檢討。山地居民遷村未嘗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
遷村的構想在理解上容易產生誤會，在此我們要提出幾點原則供施政者參考。首先，遷村的思考應該以整體防災規劃為依據。在九二一地震之後就有專家指出，中部山區受地震影響而土質鬆動的地區容易發生崩塌與土石流，經大雨沖刷更是危險。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對這些地區提供警示資訊，並設法協助遷移。如有必要，不妨以徵收土地方式加強生態保育。
其次，遷村應以尊重居民意願的方式進行。由於遷村涉及居民集體行動，所以往往被視為強迫性質。但是實際上除了明顯具高度危險性的地區之外，減少山區開發的密度將可降低受災的風險，因此可以限制開發以及鼓勵遷移的方式，輔導山區居民遷往平地。此次受災毀損的地區是否應進行重建值得評估，政府應該提供機會讓願意遷移的居民選擇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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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六月三十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只要台灣同意中共前總理錢其琛有關三通的立場，兩岸可由民間授權團體隨時展開三通協商。這可說是針對陸委會主委吳釗燮於六月十一日表示，盼大陸能回到錢其琛所稱三通協商「可不談一中」立場，所做的善意回應。在陳水扁總統連任前後長時間兩岸緊張關係之下，這是少見的一次兩岸良性的對話，政府應該重視，並且積極安排航運團體展開進一步的溝通行動。
所謂錢其琛有關三通的立場，簡單而言，就是經濟與政治脫鉤，雖然細節上兩岸官方還有各自解釋的空間，但是存有相當明顯的基本共識。而且，回顧錢其琛有關兩岸的談話，要政經脫鉤的立場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問題是兩岸之間不斷出現一些政治事件凸顯雙方的歧見，尤其是總統大選前陳總統推出公投議題，讓對岸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大選結束至今兩岸關係似乎並無任何好轉的跡象，此次李維一的說法格外顯得格外重要。
兩岸正處於緊張關係，又有台美軍售的因素，日前還發生張惠妹演唱會被抵制的事件，此次國台辦重申錢其琛立場的說法顯示，對岸在處理兩岸事務時，基本上秉持著一致的政策。對岸固然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不曾鬆口，但是事務性的做法都還能務實的進行。錢其琛主張經濟與政治脫鉤的立場，代表著願意在海基海協兩會之外，接受其他的協商機制處理三通，也可能作為兩岸進行其他經濟性質協商的原則。政府相關單位值得慎重研究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式，例如投資保障等，給企業界帶來些正面的幫助。
陳水扁總統在大選前的競選訴求中包括兩岸關係將在他當選連任之後好轉，他的理由是中共將體認到必須要與他溝通。不過，正如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回應李維一時所指出，錢其琛的說法有其過程。從二○○○年八月到二○○二年十月幾次發言都寄望政經脫鉤，讓三通實現的，對岸如今的立場並未有重大變化，反而是陳總統在兩岸事務上，時常刻意的牽扯到選舉，讓事情顯得複雜。大選過後，陳總統應當務實的面對亟待解決的三通問題，大陸方面善意姿態，不論陳總統如何詮釋，都可以順理成章的正面回應。
兩岸三通的問題持續了這麼久，隨著這幾年經貿關係的發展，已經主客異位，我方因為兩岸不能通航所受到損失其實遠大於對方。因此，三通早已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麼進行的問題。事務性方面，兩岸對於三通協商所採的複委託機制基本上已有共識。比較敏感的問題是，大陸方面提出必須將兩岸航運視為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主張，而我方要將兩岸航線定位為特殊航線或兩岸航線。這種歧見主要存在雙方各自對內部的認知與修辭之中，真正的業務只要授權民間團體出面應該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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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游院長參加台商端午聯誼座談時，針對台商回台上市方案毫無成果，對評財經部門甚為不滿，直接批評「創意不夠、沒有足夠智慧」，並且要求財經部會須在一個月內提出有效辦法。陸委會副主委邱太三隨後立即透露，為降低台商上市門檻，台商資本額中屬盈餘轉增資部分，將可不計入大陸投資四０％的上限。如此一搭一唱是否就是游院長所要的創意，尚不得而知，不過從台商投資的立場思考，政府的方案必須設身處地為台商設想，讓資金流動有去有回才行。
深圳台商協會榮譽會長和曉亮再會中一語點破了台商回台上市方案的根本問題，他批評說，財政部提出的方案根本是「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其實，財政部官員心裡很清楚，在目前的規範下，台商回台上市並沒有限制，問題在於台商回台上市後，募集的資金要匯到大陸投資，有相關的限制。若要放寬這方面的限制，則茲事體大，財政部豈敢擅自作主。責怪財政部沒有創意，實在讓他們有苦難言。
以資金流動的性質而論，因為投資的需要進進出出乃司空見慣，只是政府對資金赴大陸一直抱持戒心。如果放寬大陸台商上市資金匯到大陸限制，是否也要一併放寬其他在台上市的公司的資金限制？因此歸根就底，還是「戒急用忍」的陰魂不散。台商回台上市不見成效，也清楚應驗了資金要有去才有回，要能出才能進。如果游揆所要的創意只是區隔回台上市台商與其他在台上市公司，對資金流向與金額作不同的限制，將對上市公司形成差別待遇，讓企業想辦法鑽漏洞，還不如通盤檢討資金赴大陸的限制。
比起政府部門，海外台商早就發揮創意採取各種方式在台灣獲取資金，包括大陸台商可採發行TDR或子公司在台掛牌方式先行上市。台商正式回台上市等於將在大陸投資的情況公開，在目前兩岸政治的緊張氣氛之下，回台上市的結果可能裡外不是人，遭致被兩岸都打壓的政治風險。今年端午節台商座談，出席的台商人數減少，還頻頻躲避鏡頭，可想而知癥結所在。行政院在要求財經不會要有創意之時，也該有所擔當，宣示保障赴大陸投資的台商，在台灣不再受到莫名的政治壓力。
台灣股市的發展雖然常受人詬病，但是不論在規模與活力方面都算亞洲地區很具投資吸引力的資金市場。發展成為區域金融中心的潛力存在，欠缺的是全球化的制度配合。一九九七年前後許多在香港的國際金融機構將部分業務移出，轉往新加坡的不在少數，其目標並不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東南亞國家，而是大陸的投資市場。為何到新加坡，而不到台北？其原因業者們都心知肚明，財經部會官員也相當瞭解，問題在於政府最高當局的政策還不開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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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政府高層的幾項受爭議的人事任命，如中選會主委、證交所董事長，甚至華視董事長，所管轄職務皆獨立於政府行政之外，社會各界期望這些職位應以專業考量，或聘請社會公正人士擔任，目前的人選令人大感意外。不論新任命的幾位當事人是否能力與經驗足擔大任，單以他們在總統大選前的角色看，不免讓人懷疑這是陳水扁總統當選之後酬庸輔選有功者的安排。在朝野關係極度惡化的情況下，這些人事任命讓在野黨增添了許多指責執政黨的材料，也可能是執政黨向在野黨示威的動作。從民眾的角度思考，政府公職有其功能，人事任命務必要考慮施政的需要，否則就是有負選民，而且可能會是政府職能敗壞的開端。
執政者在選民支持下當選，理所當然的掌握了重大人事的任命權，不過所有的人事與施政都應以民眾所需為依歸，絕不該公器私用。人事的任命若是依據專業考量，即使內舉不避親也不為過，但是如果是明顯的政治酬庸，忽視專業的結果會直接反應在業務表現上。以往國民黨長期執政，有不少酬庸的作法，不過多半安排在國營事業單位，由國庫供養，雖然也是耗費國家資源，影響還有限。陳總統執政以來，許多攸關施政的重要職位人事安排讓人懷疑有酬庸之嫌，令人格外擔心。我們希望提醒政府高層，酬庸的後果包括許多不良影響，將拖累政府施政，千萬不可輕許。
首先，政治酬庸可能是以職位所獲的利益讓有功之人養尊處優，尸位素餐。在組織階層之中，這種作法將影響整體專業表現。如果高層主管的任命完全只看政治親疏，那麼底下做事的人向上升遷的管道永遠隔著玻璃天花板，看的到、達不到，工作士氣勢必受到影響。如果引起專業人士競相尋求政治上的關係或以政治表現邀功，則更影響正常的表現，甚至破壞應有的職場倫理，逢迎拍馬之事將層出不窮。最嚴重的還有帶給民眾對政府人事的不信任。既然任命來自政治酬庸，想必在崗位上的表現與其職位並無直接關係，所作所為自然不必當真。換句話說，酬庸的官位不會受人尊重，所領導的施政效果自然受限。
再者，接受酬庸者如果所圖的不僅是職位上的利益，情況可能更糟。公職掌握權力，支配的施政影響民眾福祉。在位者如果試圖用公職權力遂行自己的私人目的，難保不會濫權，影響所及將更加嚴重。古人有嘆：「貪官可怕，清官比貪官更可怕」其原因就在於清官雖不貪利，卻更貪權。既然政治表現可以獲得酬庸，掌權之後當然更加積極以手中之權再求政治表現。本應獨立公正的職位，一旦淪為酬庸，將無法維持其超然地位，進而將使民眾對於這些職位所推動的工作失去信任。
三項受爭議的人事案分別代表民主、市場與媒體，也就是現代社會中約束政府權力的三種制衡力量。如今任命的人選都因其在總統大選時的角色而受到各界矚目。陳總統或許沒有意識到，如此大舉任用輔選有功之人，不僅讓人有政治酬庸的觀感，還會產生總統要插手控制社會制衡力量之嫌。或許有人以為，大選過後執政者論功行賞無可厚非，然而所用的方法不可不慎。公務職位代表著施政功能，如果因為酬庸而受到扭曲，後果將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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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演說中釋出的訊息降低了大選以來「公投」、「制憲」所帶來的兩岸緊張，雖然暫時並無軍事衝突的威脅，然而經濟戰的說法最近正式浮現，尤其是中共可能採取「以商逼政」的作法，對我政府施壓。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提出不歡迎在大陸賺錢又回到台灣支援台獨的人，接著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文章直接點名奇美企業許文龍，造成該企業股價受挫。六月三日，有謠言稱中共對台實施經濟封鎖讓台灣股市指數大跌兩百點。可以預見，陳總統的第二任裡，兩岸之間的互動將會詭跼多變，陸委會呼籲對岸應該「政商分離」，我們也進一步建議，要防止對岸「以商逼政」，我方也應該「政商分離」。
「以商逼政」的前提是商人對政治有其影響力，以今日政府的功能與角色而言，政府政策的確必須考慮企業的反應，不過仔細觀察企業與政府的互動可以清楚分成兩種。一種是從整體經濟的層面出發，為了與經濟相關的國民利益，而參考企業界的意見；另一種則是偏向少數特定人士或特殊利益的考慮。特殊利益團體可能會宣稱代表社會大眾，政府的施政必須權衡各方的意見，做出對社會最有利的決策。企業對政策的影響力端視政府施政的決策模式而定。
如果少數企業或個別企業人士受到外來力量的影響而能形成「以商逼政」的壓力，那顯示政府決策上可能有所偏向。反過來說，如果大多數的企業都因受制於特定因素而遭受損失，而政府卻不聞不問，那也顯示政府的施政出了問題。因此，目前國內政壇所擔心的「以商逼政」，究竟是何種性質必須釐清。對岸官方媒體上的一篇文章點名許文龍就造成如此的效果，其實反映出許先生在台灣政商關係的特殊地位。在陸委會呼籲對岸應「政商分離」的同時，我方實在也應該想想自己是否做到了「政商分離」。
我們相信「政商分離」不只是口號，而是有利於國家社會的施政原則。中共不歡迎支援台獨的台商，不僅對台灣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其實對大陸也可能產生很不利的後果。所謂支援台獨，在界定上是很模糊的，將帶給企業界很嚴重的不確定因素，其負面影響也會損及大陸的經濟。更甚者，在大陸的特殊體制之下，經濟政策牽扯政治化的考慮影響所及還不僅止於企業界，地方政府或中共內部派系都可能因此而產生惡性競爭，互相打擊。中國大陸正在步入市場經濟的路徑上，應該謹慎思考市場經濟與政治拖鉤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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